7月1日起，盖茨正式退休，为证明他由微软的盖茨转变为慈善的盖茨之诚意，也为了践行他先前多次所作的承诺，盖茨还将属于他名下580亿美元的财产悉数捐给民间的慈善基金会，用于穷人受益的教育和医疗项目。
盖茨因此而再度誉满天下。而基于中国社会目前的财富观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转型阶段，盖茨的善举则在中国民间引发思想、情感乃至观念震荡。
慈善家为均贫富布施，媒体为传播先进财富文化载道。从本周二BBC率先发布盖茨退休及祼捐的消息后，国内媒体对盖茨的赞誉及拿他与中国富豪群体形象的对比——作为新闻评论及网评，几乎可篇几本评论集。
这些评论立论之价值鲜明，充满情感色彩，还颇带点恨“铁”（中国富豪）不成“钢”（达则兼济天下）的怅然和焦虑。可是，透过对行善盖茨等的情感诉求，我未能读到中外富豪行善所必须具备的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分析。
盖茨、卡内基、洛克菲勒等行善大家之所以批量出现于美国，与其文化大有关联。在他们眼里，子女是上帝赐予的礼物而非父母的香火，生儿育女的乐趣并非为了子承父业，而更多在于养育的过程之中，一旦子女成年，父母就该让其在社会上独立生存。所以，盖茨等更易出现于西方而非东方，本身就不只是思想境界的高下问题。
行善的富豪东西方皆有，在当代，东方的相对增量更大些。若对富豪们的慈善行为作文化还原，它遵循如下反向的路径依赖：慈善行为—财富观—财富文化—社会文化—社会发展阶段。
特定社会发展阶段框定相应社会文化，特定社会文化又决定相应的财富文化，特定财富文化则决定相应的财富观。只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富观已然成为社会较普遍的对财富的价值追求时，盖茨式的、真正理解“千金散尽还复来”财富哲学的、热衷于慈善的企业家才会批量涌现。
普遍的慈善除受先进财富文化的长期浸润，还离不开富豪们对成熟市场经济社会一系列制度约束作利益对比后的选择判断。在西方，财产继承须征缴巨额遗产税，企业或个人的所得税基本没有偷逃空间，相反，将财产用于慈善却可在税前列支。上述看似互相独立的刚性制度约束，客观上促使富豪们将超过个人、家庭、家族及企业发展需要的“富裕财产”用于行善。如是，名的收益高于利的付出乃现实选择。
国内一直有论者呼请为税前慈善松绑，可政府却一直不为所动。论者所忽视的是，一旦为此松绑，眼下普遍存在的偷逃税将新开一道闸门，其官商勾结的情形更是不可估量，也就更谈不上所谓的慈善事业了！我不是悲观论者，更尊重众论者针对国内富豪“达则兼济天下”的呼喊与敦促，之所以平和地阐述盖茨的潇洒和稀缺，在于一党专政的中国其发展还没有进入到那个阶段。改变是必然的，但须假以时日，几十年后回眸，也许还真的有那么一丝变化！